哪一刻你觉得世人皆苦？
小时候大概是一二年级的时候，有一天我自己在家，有人敲门。我从猫眼一看是个老太太，端着一个铁碗，原来是乞讨的。
我心软，虽然我妈教导过无数次不要给陌生人开门，还是开了。她局促地站在门口，问我家门口扔的半袋米还要不要。
我妈没跟我说过那个米要扔掉，我也很为难，我就说我也不知道。
她就一直局促地站着，不停地打量那半袋米，嘟囔着：「够吃一冬了。」
我实在不忍心，就从家里米缸舀了一瓢米给她装在随身的一个布口袋里面，又塞了两个苹果在她手里。她把苹果摸了又摸，在衣服上擦了又擦，眼睛都笑弯了。
我妈回来之后我说到这件事，我妈一来埋怨我随便开门，二来埋怨我那袋米显然是不要的，然后我妈就叹气，说老太太再来一次就好了。
后来她果然又来了，这一天我妈在家，老太太如愿以偿得到了那半袋米。我妈看见她的破洞的鞋子，又拉着她在屋里坐了，从柜子里翻出一双没人穿的黄胶鞋。老太太试了试，说稍微有一点挤脚，但是她穿着鞋子左看右看舍不得脱下来。我妈就说，您带走吧，家里没人穿这鞋子。
我到现在都记得老太太那时的表情，我甚至记得她的长相。我记得她的脸被风吹得红红的，两个颧骨高高的，眼睛里顿时就有了眼泪了。她说她闺女早年死了，儿子去外地找工作再也没有回来过，说我们一家心肠真好，祝我以后考上大学。
再后来，老太太没有再来过我家里。几年后我曾经有一次在冬天的街头遇见她，她在零下二十度的冷风中搓着手站着，还穿着我妈妈给她的那双黄胶鞋。但那个时候，她的眼睛里只有空洞和木然了，再也没有第一次到我家乞讨时那种局促、羞涩和神采。
在那之后我一直有一个幻想，我想开个福利院，收留被拐卖的孩子和被遗弃的老人。我以为自己会有钱做这一切，我以为我有能力为受苦的人们做些好事。我曾经在街头抱起来疑似被拐卖的、跪在路边乞讨的脏兮兮的孩子，我以为我总会有办法。
可是后来我才发现，在这世道，我甚至自身难保。
我自己也很长时间以来忘记了这个小时候扎根的不现实的幻想。那天看见这个话题，想起这位老人，才忽然记起我那虚无缥缈的情怀。
开一家福利院并不容易，启动资金也许不需要太多，但是后期维系是个巨大的、漫长的投入过程。一时头脑发热是不够的，必须有一个能够独立收益的、稳定的、系统完善的基金组织才可以，而这样的投入并非一介草民能够承受。
当福利院建成之后，以什么样的标准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接收老人和孩子，按什么样的标准开展救济工作，这些都是问题。
也许有一天我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呢？彼时再来向大家报喜。
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因为坐过了站，不得已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下了车。 下车的时候站台有一个爷爷在等车。天已经黑了，又是冬天，爷爷很瘦，穿得也很单薄，我就问他:「爷爷您 要到哪里去？我帮您在手机上查一查公交什么时候来。」
他说了地方和车子，我一查路线上并没有发车，也许是已经过了末班车了。但我发现他可以坐跟我一样的车回家，我就告诉他坐 540 也可以的。 爷爷显得有些窘迫，他说:「我只有一块钱，这辆车老年人可以只付一块，540 不行。」
我知道这边本地人基本没有经济来源，很多很穷的家庭在这边，但我实在没有想到，这个年纪比我外公还大的爷爷，揣着仅有的一块钱，在这么冷的冬夜里这样遥遥无期地等着。 然后我就做了一件现在想起来还特别自豪的事情。我跟他说:「爷爷，现在这么晚了，那辆车可能也没了，您待会儿跟我一起上车，我帮您刷卡，您早点回家，好吗？」爷爷顿了一下，抬头看了看我(他之前跟我说话都没有看我的眼睛)。又看了看黑漆漆的远处，点了点头。说着想把他的一块钱给我，我当然是拒绝了。
后来上车之后，我站着，爷爷坐在那里时不时看我一眼，手上在旧旧的上衣口袋里翻什么东西。后来终于翻到了，他拿过来递给我，声音哑哑的，「谢谢啊」。我接过，车到站，我对他笑了笑就下车了。借着昏黄的路灯我摊开手掌，是一颗不知什么牌子的水果硬糖。
瞬间我就觉得非常难过，生活真是太艰难 了。如果我当时没有问这个爷爷，他是不是还站在冷风里等一辆也许根本不会来的公交车？ 这个世界上，不幸的事情太多了。我能做的，就是让未来的我，在面对这些事情时，少一点无力感。 看着这个问题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，也看到了很多新的答案。 我不知道你们出于什么原因在知乎上搜索这个问题，但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些苦难化作继续前进的动力，看完这些答案，大家会想，「呀，我还是很幸福的啊！」你看，不过是两块钱的公交车票，却温暖了这么多人的心。 「世人皆苦，唯心不易。」
上周我终于下决心把我的电动车卖掉，老化严重，刹车不灵，po 上咸鱼和转转一天几十号人问，我一律约晚上 8 点，7 点到家，留一个小时充电。
刚骑到家车还没挺稳电话就响了，喂了几声没人说话，突然有人从后面跑过来，摇了摇手机问：「是你吧？我是来看车的。』旁边还跟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。
我：「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，我车没电了，你骑不回去的。」
她：「没事，我儿子在这附近上学，我来接他回家，等会我找个快速充电的充半个小时就好了。」
她试了下车，我反复强调后刹不灵，必须两手齐刹，她说没事，老公会弄这个，回去调一下就行。
看样子还挺满意，成交的时候为几十块钱跟我讨价还价半天，我拗不过答应少 20，她从手机后盖翻出来几百块钱，问能不能给一部分现金，另一部分微信转。
我：「我不要现金，你直接微信转我吧。」
她：「我......实话跟你说，微信钱不够，只能这样了」
我：「我不认识钱，收了假的我也辨识不出来。」
这句话戳中了她，她有点着急，让我去旁边小店找人认，我很为难。
她：「钱是我从老家带来的，给儿子治病就剩下这么多了，不是假的你放心。」说着眼泪猝不及防的涌出来。
我：「哎你别哭啊，行吧，那就这样付了吧。」
她：「对不起，我出丑了，一说到娃的事我就忍不住，他先天脑子有问题，听力也不行。我带他来深圳上学，一个月好多钱，他爸在送外卖，我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也想跟着送外卖，昨天试着送了一下午，赚十几块。」
这才注意到旁边乖巧的男孩右耳戴着助听器。
我接过现金：「那个，剩下的钱别给了，就这样吧。」
她有点手足无措：「这怎么能行，这样不合适。」
临走她教小男孩说「谢谢姐姐」，教了十几遍他艰难的挤出两个字「姐姐」。
她支起男孩的手，朝我用力的挥。
一个小时候后手机突然收到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：「我已安全到家，谢谢你」。
我舅舅是县烟草局的职工。三十年前，他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、一身正气、走到哪里都能招呼来一堆「狐朋狗友」的年轻人，工作是往各个乡镇的店铺送烟。他每天开着单位分配的一辆小三轮，怀揣一两千元巨款和一把水果刀，穿梭在乡镇的大小店铺中间。
因为在乡下待的时间长，他经常带回许多让当时幼年的我匪夷所思的故事。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人世的悲苦。
类似这样的小三轮
有一次，我舅舅在一个村子的小卖部卸烟。进来一个白发拄拐的小脚老太太。她佝偻着干瘪的身子，颤颤巍巍的从怀里掏出一毛钱，向店老板嗫喏道：「俺牙疼啊，给俺称一两白糖行不？」我舅这才注意到，这老太太半边脸肿的老高。
店老板摇摇头，干脆的说：「一两白糖我称不起，你走吧。」老太太央求道：「那二两行不？」老板还是摇头。
我舅顿生不满，掏出钱包，对店老板说：「一直以为叔是个实在人，没想到一两白糖都舍不得啊，」转脸对老太太说，「你先别走，我给你称两斤。可是你要白糖干啥呀？」老太太说：「买不起药，按上白糖止疼啊。」说完就痛苦的捂上了脸。
店老板从柜台里拿出磅秤，边称白糖边说：「小王你不了解情况。村里这样的老人多了去了，我哪里管的来啊？就说她吧，她四个儿子都不管，让她自己住在前院的柴火堆里。我要是管了，人家儿还不揍死我哩。」
我舅跳了起来：「操他妈的！他儿子住哪儿？看我不弄死他们！」说着就往门外冲。店老板一个箭步跨出柜台，死死拉住我舅：「这是干啥？这是干啥？你可别给我惹祸！你可别给我惹祸！」又把里屋的儿子喊出来。两人合力，才没让我舅出去砍人。
在两人的劝说下，我舅放弃了打抱不平的念头。他在小店里买了一些鸡蛋和饼干送给老太太，但店老板说这些东西必须寄存在他店里，老太太需要的时候随时来取，因为如果她把这些东西拿回家，不出一天就会被儿子儿媳抢光，而且还有可能打起来呢。
过了一周，我舅又去那个店里送烟，店老板把他上次支付的钱退给了他，说：「你走之后的第二天，那老太太就死了。你给她买的东西她啥也没来得及拿。」
我们那里在腊月二十六有赶年集的习俗。那天通常是我舅最忙的一天，县城乡下来回好几趟装车卸货。有一年的年集下了大雪，他给最后一家店送完货后，发现三轮车坏了。好心的店主便把自己的摩托车借给了我舅，好让他在天黑透之前赶回县城。我舅就骑着摩托车上路了。
骑到一座荒村道边时，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，他隐约看见马路对面走着一个人。穿过马路，才发现是一个干瘪黑瘦的老头儿，穿着一件四处漏棉花的夹袄，背着一个沉重的麻袋，把他的整个身子都压弯了。
我舅停下车问：「大爷你去哪儿啊？」老头儿说：「去县集上卖萝卜了，现在回家去。」我舅问：「家在哪儿？你上来我送你。」老头说：「家在某某庄。」我舅一听，还有五六公里，又问：「这么老远，你咋跑到县城卖萝卜去了？」老头说：「庄里人自家都种，只好在县城卖啊。」
我舅把身上的军大衣脱下来让老头穿上，又一手稳着摩托车，一手把老头扶上车。可那一大麻袋萝卜却怎么也放不下。我舅从口袋里掏出 10 块钱塞给老头说：「这萝卜我全买了，就扔到这儿吧。我先送你回家。」
老头一听，一下从摩托车上跳了下来，抱住地上的麻袋说：「不行不行。俺忙活了半年种出来的，咋能扔了？」我舅说：「我不是买了吗？你嫌少我再给你加 10 块。」老头说：「你就是给俺100块，也不能瞎了这些萝卜啊。」委屈的像是要哭出来。
眼看雪越下越大，天色也越来越昏沉，我舅只好又给了老头 10 块钱，军大衣也没要，顶着大雪自己走了。
烟草买卖是国家垄断行业。我舅后来调到了烟草稽查队，查处私烟贩子。大多数情况下，烟贩子被抓，会有两种态度：一种是嬉皮笑脸、敬烟拍马屁，求放自己一马；还有一种是去你妈的，老子没犯法，就是犯法了也不是故意的。
但是有一次，我舅一行七人在一个镇集上抓到一个推着自行车卖烟叶的中年男人。他穿着一身早就过时的土黄军装，推着一辆破旧不堪的老式自行车；车前横梁上睡着一个婴儿，后座上绑着一叠干干净净、平平整整的干烟叶。男人看到一群穿制服的人围上来，顿时面如灰土，浑身筛糠。
通常遇到烟贩，稽查队会开罚单并没收烟叶，但看到男人惨兮兮的样子和车上的婴儿，他们只说了一句「私人烟叶不能卖，抓住了要没收，快别卖了。」就离开了。
稽查队那天跑了几个镇子，半下午才回到县局。可当他们走进局大院，竟然看见办公楼门口蹲着早上那个男人。他抱着扭来扭去的孩子，破自行车立在一旁，车后座上仍然绑着那一摞烟叶。
我舅舅走上去，问：「这么热的天儿，你也不找个阴凉地方让孩子避避啊？」男人指指自行车上的烟叶说：「阴凉地里怕你们看不见俺。俺把烟叶送来没收了。」我舅哭笑不得：「行了行了，烟叶我今天不没收了，你自己拿回去抽吧。」男人说：「公安局不抓俺？俺可不能进公安局啊，俺老婆是个傻子，俺儿子没俺可不行啊。」
我舅说：「我保证公安局不抓你。你快走吧，一会儿我们领导下班看见你，你就走不了啦。」说着掏出钱包，把一些零钱给了他。另外六个稽查队员也都掏了腰包。那个男人流了泪，嘴唇抖动着：「哎呀，哎呀，你们真是大好人啊。」
几天后，烟草局的门卫给稽查队办公室送来一个包袱，说是一个骑破自行车的农村男人送来的。
打开包袱，是七个新蒸的大馒头。
后来，我舅在三十岁时踏上了仕途，又经过了十几年的摸爬滚打，他终于在仕途上为自己辟出了一条金光大道。我上高中后就很少见到他，也不再听他讲故事了。大学毕业那年，我和他一起去赶腊月二十六的年集，遇到一个衣衫单薄的卖菜老头儿。
别家商贩都是穿着暖和鲜亮的冬衣，兴高采烈的叫卖着摆满了自家小货车的新鲜翠绿的蔬菜；只有这老头孤零零的瑟缩在街角，鼻子耳朵冻的通红，一双布满血口子的手放在嘴边不停的哈着。他面前展着一张辨不出颜色的旧包袱皮，上面堆了几堆蔫枯发黄的韭菜和菠菜叶子。
我说：「舅，咱买他的菜吧。」舅舅瞥了一眼那老头儿和他面前的菜，说：「这菜买回去能吃？」我说：「大过年的，可怜可怜他嘛。」
我舅不可思议似的瞟了我一眼，说：「有啥可怜的，他自己没本事能怪谁呢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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